《白鲸》与《老水手行》的互文研究

［摘  要］ 柯勒律治的想象力理论不仅是解读其作品的关键，还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发展于美国的浪漫主义思潮。麦尔维尔的《白鲸》作为美国“黑色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与柯勒律治的《老水手行》在情节和人物方面具有极强的互文性，两部作品中的超自然景象、不祥之兆和撒旦式人物，是作家借想象力对上帝神力的“反叛”；而人物相似的悲剧命运又是上帝的审判，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作者的妥协。［关  键  词］ 《白鲸》；《老水手行》；浪漫主义；想象力；互文
引言作为英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柯勒律治不仅为世人留下了诸多诗篇，还在其《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中系统论述了他对想象力的思考，为浪漫主义批评文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柯勒律治的诗歌是其想象力理论的体现，包含了各种哥特意象，自然也往往蕴藏着毁灭性力量。因此，柯勒律治也被视作 “黑色浪漫主义”（Dark Romanticism）的代表。相较于一般意义上浪漫主义清新明快的基调，黑色浪漫主义充满了强烈的哥特气质：在情节上，黑色浪漫主义的“黑”体现为对暴力与恐怖浓墨重彩地渲染；在主题上，它重在揭示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上的邪恶以及人性中的阴暗，作品中的主角也往往因其叛逆精神被称为“恶棍英雄”（villain-hero）［1］，“撒旦、魔鬼、鬼魂、狼人、吸血鬼和食尸鬼等形象成为人性的象征”［2］。作为浪漫主义的分支，黑色浪漫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这一时期文学艺术运动以反叛与颠覆的底色。麦尔维尔是19世纪美国黑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也是柯勒律治作品的头号读者。“1848年，他买了两卷本的《文学传记》，到1849年，他已经对柯勒律治这个思想家很熟悉了，以至于能够认出同船乘客的哲学立场是‘柯勒律治式’的。”［3］麦尔维尔甚至直接表达了他对柯勒律治的崇拜之情：“在我见过的所有名人里，柯勒律治个人超越了他的作品所带来的期待……他的作品是最高尚的，而他本人要更加伟岸。”［4］从文本层面来看，麦尔维尔在《白鲸》中多次提到柯勒律治《老水手行》里的“信天翁”，在“白鲸的白色”这一章中更是建立起“白鲸”与“信天翁”之间的隐喻式关联；两部作品中航行的“船”在经历射杀信天翁、白鲸后也都遭遇相似的命运，最终的故事也都是由船上的唯一幸存者讲述。基于麦尔维尔与柯勒律治在历史和文本层面的互动性，本文从柯勒律治的想象力理论入手，分析两部作品在互文书写中如何体现想象力对上帝神力的“反叛”，从而表现浪漫主义的核心主张——肯定人的自由意志；通过比较分析两部作品的悲剧性结局，探讨作品中上帝的“惩罚”以及背后反映出的作家本人的宗教思想。一、柯勒律治的想象观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认为，自柏拉图以来，一直到18世纪，艺术即模仿几乎成了不证自明的定理［5］，因此他将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比作“镜”，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模仿。然而，浪漫主义批评首先就提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心灵本身就是如同“灯”一样的发光体，是艺术感知的对象，艺术作品则是诗人作家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5］。鲍勒（Maurice Bowra）也指出：“如果想要用一个特点把浪漫派和18世纪诗人区别开来，就要从他们赋予想象的重要性上和他们对想象所持有的特殊看法上去寻找。”［6］尽管浪漫主义诗人对想象力的看法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将想象力视为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柯勒律治更是浪漫主义想象力理论的集大成者。柯勒律治首先否定了华兹华斯对幻想（fancy）和想象（imagination）的混用。他认为，“幻想和想象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能力”“幻想实际上只是一种从时间和空间的秩序中解放出来的记忆模式；它与意志的经验现象混合并被修正，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选择’。但是，与普通记忆一样，幻想也必须接受一切根据联想律制定的（以上为115页）现成材料”［7］。因此，幻想是机械的、被动的，想象才是有机的、活跃的，是比幻想和联想要高级的形式。他进一步将想象力分为“第一想象力”和“第二想象力”。前者是人认识世界的基础；后者则是艺术创作的源动力，它与自由意志共存，是心灵的一种创造性活动［8］，柯勒律治因此肯定了人在发挥想象力时的主观能动性。二、“反叛”的想象力在柯勒律治看来，由于想象的存在，人成为如同上帝一般的造物主。“上帝那永不止息地自我扩散成为能被感觉到的宇宙……一切心灵都通过这种想象而形成对这一宇宙的知觉，这一知觉又在只有天才诗人才具备的第二位的、或再创造的想象中做反响。”［5］
（一）超自然景象无论是在《老水手行》还是《白鲸》中，超自然景象都是两部作品中的重要内容，自然经过人的想象力的媒介作用具有了超自然性［9］。想象作为一种超然力量，区别于人的日常经验，又能创造一个与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两部作品正是利用想象力创造出具有超自然气质的信天翁和白鲸，它们不同于一般动物，而是具有某种神秘的灵性和智慧。在《老水手行》中，当迷航的船只在海上遭遇风暴、浓雾和冰山时，一只信天翁穿云破雾飞来，于是“冰山解体，我们冲出了重围”［10］。《白鲸》中的莫比·迪克也被认为具有一种神秘力量。即使遭遇捕鲸人无数次的攻击，“身上插遍了簇簇的枪头，它还能无恙地游走”［11］，以至于那些捕鲸人认为它有长生不死的能力。然而，无论是信天翁还是莫比·迪克，它们身上超自然的灵性同时又极具破坏性。这两种生物身上所共有的白色，在诗人、作家笔下具有幽灵般的恐怖感，“白色……还是不免要叫人想起一种特殊的幽灵”［11］。信天翁死后，船只便经历了种种厄运：船突然停止前进，海面上没有一丝风，血红的太阳高挂空中，船上到处都是水，却无法饮用，船员们骤然死去。然而，在面对围捕时，莫比·迪克也会表现出一种“狡诈”，麦尔维尔使用了“歹毒”和“乖巧”这组完全相反意思的词来描述它的双层特质：它既会装出担惊受怕的模样，在追捕者洋洋得意之时把他们的小艇打得粉碎，又看起来人畜无害，每一场战斗之后，当幸存者从它喷发的白色浆液中游出时，阳光静静的，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诗人的想象力具有协调和统一各种相互冲突力量的功能，其协调相同与差异、普通与具体、思想与想象、个人与代表、新颖感与新鲜感以及老旧与熟悉的对象……［7］。柯勒律治和麦尔维尔正是借助想象力将相互冲突且看似荒诞的意象联结为整体，使得信天翁和白鲸成为既神秘、神圣而又如恶魔般极具破坏力的矛盾综合体。（二）不祥之兆作品除了利用想象力创作超自然意象以外，文本中的人物也利用想象力的建构作用搭建起各种现象之间区别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关联。《白鲸》中提到，圣洁与单纯的白色之所以能引发人们对它的恐惧感，正是源自人的想象。“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看来，那种情景也许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怖之处……如果没有想象力，谁都不能跟着别人登堂入室。”［11］也正是这种迷信一般的想象，船员才将信天翁之死与船只遭受的种种厄运相联系。“裴廓德号”经历的海上风暴、罗盘针失灵等现象也被视为捕杀莫比·迪克行动必然失败的预兆，由此引发人们在面对气势磅礴的海洋、风暴、冰山等自然景象时内心深处产生最强烈的恐惧感。正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崇高美学总结的那样，相较于秀美之物的精致、小巧、明亮和温馨，那些粗犷、坚实、巨大甚至阴郁的事物，则被视为壮美的存在，具有能够引发人最真切的感情——恐惧的能力［12］。对人类最真实情感的强调正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议题。在想象力的联结作用下，这些前兆迷信展露着人物内心真实的情感，同时对故事结局作出预示。（三）撒旦式人物当然，想象力“反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老水手行》中的老水手和《白鲸》里的亚哈船长。柯勒律治和麦尔维尔在作品中赋予人物自由意志。麦尔维尔在写给霍桑的信中提道：“我不是以天父之名，而是以魔鬼之名为你举行洗礼！”这成为理解《白鲸》的关键。而在《老水手行》中，尽管老水手在历经种种磨难后心中饱含忏悔之意，但他的释然和救赎却是在赞美水蛇之后。蛇的引诱使人获得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成为有思想的独立个体。老水手对水蛇的赞美使其获得救赎，他将蛇想象为世间神圣的存在而真心祈福，借想象力的反叛性实现对人自由意志的肯定，这也是柯勒律治对人自由意志的肯定。柯勒律治和麦尔维尔创造的人物形象来自他们内心对生命本质规律的探索，从我们的内心转换出对某种人的兴趣和真实的外在表现［7］，想象的力量如此强大，足以使人暂时放弃怀疑，并由此形成诗歌的信仰。三、 信仰的“审判”莱基（Kris Lackey）认为，白鲸的隐喻性意义进一步激发了小说本身的哥特气质和叙述上带来的“精神恐惧感”（spiritual terrors），小说的哥特式书写不仅增强了叙事本身的张力，同时也成为一种警示——当想象力的破坏性被低估，按照此种错觉行事的人终将毁灭［12］。因此，两部作品都对信仰反叛者施以处罚，罪与罚成为作品深刻体现的一组二元对立。诗歌中的整船水手在诅（以上为116页）咒中骤然死去，老水手在获救后也整日游荡在街上向人们讲述他的故事一样。《白鲸》中的“裴廓德号”也在莫比 ·迪克制造的漩涡中沉入海底——这是对人类的惩罚，更是对想象力僭越行为的警示。柯勒律治和麦尔维尔为何做此安排？一方面借想象力反叛权威，另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对僭越者施以惩罚，这归根到底或许是诗人和作家信仰上的矛盾。柯勒律治一生经历了宗教信仰上的多次改变，在柏拉图主义和康德先验哲学的影响下，柯勒律治逐渐否定了自己早年的泛神论思想，转而回归到国教的三位一体论，把绝对意志作为一切的起点，也暗示了他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强调，人因此成为超越自然的自由主体。《老水手行》中的信天翁因诗人的自由想象成为纯洁却能带来灾祸的存在，老水手也正是凭借自由意志射杀了象征自然甚至是权威的信天翁。然而，诗人内心深处又对想象力的破坏意义有所忌惮。想象力虽然具有创造出另一个世界、充盈人物内心的力量，但它试图颠覆已有社会秩序的冲动只会带来悲剧性结尾。如此一来，诗歌中代表想象力的信天翁必须被老水手杀死；柯勒律治出于对信仰的坚定皈依安排老水手一遍又一遍复述自己的经历，为自己的罪行忏悔，如此来平衡想象力的反叛性。19 世纪的美国，统治者一方面标榜所有生命一律平等，另一方面却又以信仰为借口施行领土扩张和种族歧视。因此，正如那集“天真”与“邪恶”为一身的白鲸，统治者吹嘘的政治理想与被压迫者现实困境之间产生撕裂性矛盾，使麦尔维尔对信仰产生动摇。加之 19 世纪美国超验主义思想的发展，人的主观意志得到更多重视。因此，如同恶魔般的亚哈船长横空出世。他身上有着如同撒旦式英雄的悲剧色彩，带领着“裴廓德号”的异教徒船员，不仅以捕杀白鲸作为唯一目标，更是将个人的自由意志如暴君般施加到其他船员身上。然而，麦尔维尔从小接受的正统思想却又强调权威的至高无上，而人则是微小的、无能为力的存在。一方面，这是麦氏的信仰传统，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超验思想的发展又使麦尔维尔对昔日奉为圭臬的信仰产生怀疑。两种思维的博弈最终引向一个相对折中的结局——亚哈和白鲸两败俱伤。结束语作为英国和美国“黑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无论是柯勒律治的《老水手行》还是麦尔维尔的《白鲸》，两部作品都体现出想象力的主观建构作用以及对上帝神力的反叛。而在想象力反叛的背后，是作家本人基于新的现实对原有社会思想的反思。尽管如此，在诗歌中，这种反叛更多地体现出柯勒律治神学思想中对人主观意志的强调，是对18世纪以来长期奉行的机械论的驳斥，正如文末的老水手以讲故事的方式忏悔罪孽，显示出柯勒律治本质上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19世纪的美国社会却面临不同的社会矛盾，这使麦尔维尔在继承英国浪漫主义前辈思想的同时，又有所背离。一方面是他所信仰的传统加尔文教，另一方面是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一种折中式的结局由此成为麦尔维尔应对宗教信仰不确定的出路。参考文献：［1］ 肖明翰. 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J］. 外国文学评论，2001（2）：90-101. ［2］G. R. Thompson. The Gothic Imagination Essays in Dark Romanticism［M］.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4:6.［3］Stone, Edward. Melville’s Pip and Coleridge’s Servant Girl ［J］. American Literature, 1953, 25（3）: 359.［4］Eleanor Melville Metcalf. Journal of a visit to London and the Continent: 1849-1850［M］. London: Cohen & West Ltd, 1949:120.［5］M. H. 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 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349.［6］Maurice Bowra.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1.［7］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文学传记：柯勒律治的写作生涯纪事［M］. 王莹，译.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9：71-252. ［8］杨冬. 英美现代诗论的“经文”：从柯勒律治的想象力理论说起［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51（3）：88-93，160.［9］王欣. 对英国浪漫派自然诗学的哲学思辨［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6（3）： 65-71.［10］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老水手行：柯尔律治诗选［M］. 杨德豫，译.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12： 26-52. ［11］赫尔曼·麦尔维尔. 白鲸［M］. 曹庸，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8：252-266. ［12］Kris Lackey.“More Spiritual Terrors”: The Bible and Gothic Imagination in Moby-Dick ［J］. South Atlantic Review, 1987, 52（2）: 37-50.作者简介：李展艺（2001—），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英美文学。作者单位：四川大学